发布时间:2024-08-18 14:40:03 来源: sp20240818
从2018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至今,我参加过大大小小数十场读书会。在这些读书会的现场,无一例外地会有读者问:你是如何成为一个“作家”的?
我能理解提问者的好奇,因为我是个专业“混”菜市场十七年的小贩。当“作家”二字无巧不巧地糅合在我的身上,产生了两种效果。一种是感叹:哇!菜市场卖百货的三道贩子竟然出书了!一种是猜疑:咦?菜市场卖小百货的人还能出书?
说实话,“作家”的头衔于我这样随性地“混”在菜市场的人而言,并无太大意义。做小贩的收益支撑了我的生活,写文章的愉悦丰富了我的闲暇时光,二者的作用互为补充。我能用相对顺畅的文字记录身边平凡人的故事,还是源于儿时一些无意间堆积起来的阅读基础。
我的阅读始于童年。在江苏蔡家庄村,我的养父开了一间磨坊,磨坊里请了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帮工,我叫他“石大大”。为了方便石大大休息,我爷爷把原先堆放杂物的西厢房腾了出来,给石大大搭了一张简易床。石大大个子不高,斯斯文文,蓝大褂子的口袋里常常揣着一本书。
厢房没有门,小孩子能随便进出,摆在枕头边的书很容易就落入了我的眼帘。记不清是哪一天拿到的第一本书、哪一本书,反正尝到了阅读的乐趣后,我就一头扎了进去。石大大的书不定期更换,有《故事会》《今古传奇》,也有《红楼梦》《聊斋志异》《七剑下天山》《天龙八部》……新新旧旧,五花八门。
上世纪80年代的苏中农村,小学生之间流行的多是小人书,我能连续不断地读到期刊和厚墩墩的小说,全托石大大的福。十一二岁的我,差不多读四五年级吧,结构稍微复杂的字都不认识,懒得查字典,就生吞活剥地往前读。傍晚,我从学校放学,匆匆忙忙写完作业,立刻去石大大的床头翻找书,骑在门槛上,一直看到奶奶点起油灯。星期天,大人们下地干活去了,院子里静悄悄的。狗趴在墙边懒懒地打着瞌睡,我捧着一本书在门前的水杉树下,一坐半天。阳光穿过水杉树叶细密的缝隙,掉在我的脚下,麻雀在我的头顶叽叽喳喳。偶尔抬起头,蓝蓝的天上,云朵白白胖胖。世界又明亮又美丽,又温暖又动人。
职高毕业后,我嫁到浙东山区。结婚时一切从简,房间里的桌子柜子早被婆家人用得旧旧的。其中一只镶了厚玻璃的书柜里存放了几十本书,也是旧的,有《青年文摘》,有古龙的武侠小说,还有裁剪和农业方面的工具书。当时的我,初来异乡,迷茫且不安,那叠年代悠久的《青年文摘》居然成了我的床头书。丈夫在市区上班,一星期回来一次,我与公公婆婆住一个屋檐下。吃了晚饭,我默默钻进房间里,追两集电视连续剧后,再拧亮台灯,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一会儿《青年文摘》。关了灯,房间空荡荡的,我的呼吸清晰可闻。天亮了,我骑车穿过窄窄的弄堂去街上。后来,我在菜市场小区租了一间月租四百元的门面房,卖日用杂货。
白天结束,黑夜续上。远离父母亲人的日子如同《青年文摘》泛黄的页面,一天,一天,平平展展地摊开了。
2005年,我的儿子出生。再一年后,一个初夏的凌晨,我把因怀孕而关张的杂货店里的几大箱子积压物品整理归拢,拉到小镇菜市场边的马路牙子上甩卖。往后四年,我的生活乏善可陈,一年到头只干两件事:上午摆摊卖货,下午带孩子。
我的写作(姑且叫写作吧)和我的阅读一样,是误打误撞,经不起推敲。孩子送进了幼儿园,午后的时间正好空出来了,我正好买了台两千六百元的组装电脑,申请了个新QQ号。这“正好”莫名其妙地促成了我在网络世界的信笔涂鸦。
当时写了些什么呢?都是些没头没脑的句子、段落、二三百字的短文,花啊,树啊,风啊,雨啊,云啊,月啊,天啊,地啊,怎么矫情怎么来,一派酸文假醋的把式。
那样的文字有水平吗?有意义吗?
肯定没水平,但有意义!因为我发现写东西的过程中,那些长久徘徊在心头的烦恼与辛酸都烟消云散了。我不难过,不痛苦,不抑郁了。
我不紧不慢地写了好几年,篇幅越写越长,从自己的童年往事、日常见闻写起,菜市场人来人往,有些也成了我笔下的主人公。除了几个外地的网友,没有人知道我在写东西。我像只呆头呆脑的土拨鼠,在老宅那一点点属于自己的角落,窸窸窣窣地打着洞。
我正式的阅读应该开始在2017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前,一位姓谢的老师约见我。他肯定了我文字的同时,也要求我展开针对性的阅读。汪曾祺和李娟的散文集是他首批的推荐。谢老师宽厚真诚,对后辈不吝关爱,多有提携。直到现在,他只要觉得哪一本书适合我读,就会通过微信告知我。
说实在的,我从无文学野心,三本散文集的出版都不在我的计划中。人在他乡,无所依靠,需要某种精神支撑,鼓舞自己,把自己填满。否则,怎么站得住、挺得直。写作于我,是出口,是陪伴。我在文字中仰望苍穹,感受时空无限的延伸。
《 人民日报 》( 2024年01月27日 08 版)
(责编:牛镛、岳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