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8-23 16:12:25 来源: sp20240823
《 人民日报 》( 2023年10月23日 13 版)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之际,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隆重举行。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进程,相关理论研究深入推进。近年来,学术理论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入开展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取得丰富成果。如何认识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共建“一带一路”在哪些方面拓展了全球治理新实践?如何用好古丝绸之路的宝贵文化遗产、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文化支撑?本期学术版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编 者
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学苑论衡)
翟 崑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10年来,我们坚守初心、携手同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作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进程,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丰富成果。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为汇聚各方共识、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实际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智力支撑、话语支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发展历程及基本内涵
从完成总体布局的“大写意”到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与其实践进程相伴相生。回顾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走过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共建“一带一路”快速发展带动相关理论研究迅速展开。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从无到有、由点及面,经历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从中国倡议发展为国际共识,取得重大突破。这一期间,学界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概念定义、本质属性、兴起原因、战略政策、运行机制、合作模式、发展动力、风险挑战等问题,并对共建“一带一路”理论体系的较深层次问题有所探讨。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呈现多点齐发的特点,成为现象级研究课题。第二阶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相关理论研究更加全面深入。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下一阶段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的基本要求。”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前行。学界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研究更加多元立体、综合全面。除了关注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化发展、政策完善、合作成效、风险应对、产业安全等问题外,对其发展规律的学理探讨也更加深入系统。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走向下一个十年,相关理论研究必将取得更丰硕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深入阐释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方式等,共同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总的来讲,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要不断深化对共建“一带一路”的规律性认识,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具体实践。当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研究的基本内涵:一是学术使命。这一理论研究致力于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相互贯通、逻辑周延的理论框架、知识体系,注重以实践为基础,探索总结其发展规律、基本经验和借鉴意义。二是理论范式。这一理论研究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研究对象,运用系统思维和跨学科方法,进行原创性的理论探索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三是主要概念。这一研究主要关注和运用的概念有: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国际合作平台、国际公共产品,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丝绸之路、丝路精神,等等,包括共建“一带一路”的原则、理念、目标、合作内容、定位、合作方式、文化认同等。四是学科共生。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理论研究具有融合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跨学科性,促进各相关学科融通发展。
研究特点与品格
经过积累沉淀,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展现出鲜明的特点与品格。
知行合一。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基于实践并服务实践,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理论的作用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共建“一带一路”的宏阔实践提出了大量急需解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越透彻,我们在实践中的探索就越符合客观规律,就更具前瞻性、主动性、实效性,有助于形成成熟的合作模式、治理机制。这些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的建设者和研究者紧密合作,形成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正向循环。如相关部委、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定期发布有关“一带一路”研究课题,提出实际需求,强化智力支持。在此过程中,我国一大批智库深度参与,为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提供了大量研究成果及对策建议。比如,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公路、铁路、港口、航空、航天、油气管道、电力、网络通信等领域的合作中,有力推进了设施联通。再如,一些学者对共建“一带一路”的青年国际交流合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和案例总结,助推民心相通。一些国外学者也认为,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学问。
天下情怀。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彰显了中国的天下情怀和大国担当。公心则立,众行则远。10年来,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多次写入联合国等多边合作机制文件中。不少研究聚焦“一带一路”为各国共同发展带来的机遇,不断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比如,有研究将共建“一带一路”视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在吸取过去经济全球化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中国在推进全球互联互通上的优势以及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提出包容性经济全球化理念。有研究提出,当前世界现代化需要从个别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变为以谋求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目标的现代化,共建“一带一路”助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通过探索新的合作领域和发展模式,助力发展中国家突破发展瓶颈,促进跨大洲协力合作进入新时代。
开放包容。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也反对‘脱钩断链’。”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定推进这一开放包容的共同发展进程,共建“一带一路”在风浪考验中彰显出更强韧性和更大价值。国内研究者坚持以长期视角看共建“一带一路”,坚定信心、保持耐心,对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安全环境持续进行分析研判,为在实践中提高规划决策水平、提升民生建设成效、规避安全风险等提供智力支持。坚持和而不同,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研究,积极推进国际对话与交流,推进中外各种形式的共建“一带一路”跨学科研究,挖掘丝路记忆、丝路精神、丝路文明等人文资源,在厚植丝路记忆、密切丝路情感中增进共建国家民心相通,努力打造开放包容的共建“一带一路”学术共同体,凝聚共建国家合力,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
理论创新价值
在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新概念形成后,往往具有强大的刺激、带动作用,推动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实现新的提升,并将与之相关的知识积累和研究质量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概念。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从一个重要方面促进了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向世界贡献了相应的国际公共知识产品。
当代中国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共建“一带一路”是这一实践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共建国家共同发展的实践探索,促进了对国际经济、国际关系、国际发展等理论的创新。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建立包容共享的国际经济新体系,推动实现共建国家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这是对传统“中心—外围”格局的创新和超越;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中国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遵循平等,追求互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充分尊重各国差异,共同探索适合各国国情的合作模式,这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超越;在国际发展理论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作为建设重点,推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注重为全球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公共产品,探索国际发展合作的新模式,丰富了国际发展理论。立足长时段、大规模、跨领域的国际合作实践,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梳理总结实践中的创新经验,努力把经验提升为理论,展现蕴含其中的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出贡献。
共建“一带一路”塑造了人们对世界的新认知新想象,开创了国际交往的新理念新范式,所蕴含的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安全观、发展观、合作观、生态观等重要理念,正在成为全球普遍认可的公共知识产品。10年来,越来越多的部门、组织、智库、学者深入研究这些理念,不断丰富完善共建“一带一路”的公共知识产品,为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加重的全球性难题提供对策建议,注入思想动力。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彰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学术随笔)
马丽蓉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共建“一带一路”植根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传承源远流长的丝路精神。2000多年前,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不断拓展。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推动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形成的宝贵文化财富在今天共建“一带一路”的宏阔实践中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探索和奋斗,结出了丰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丝绸之路彰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体现中华民族开拓进取、开放包容、亲仁善邻的精神和品格。
中华民族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具有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张骞穿越草原沙漠、完成“凿空之旅”,郑和穿越惊涛骇浪、七次远洋航海,都是中华民族进取精神、无畏品格的生动体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中华民族开辟和发展丝绸之路的不竭动力。张骞完成“凿空之旅”后,人们历经集市、驿站、城市、国家、区域、丝路地带等,不断拓展陆上丝绸之路往来空间;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航迹,带动人们历经互市、码头、港口、城市、国家、海域、丝路地带等,不断拓展海上丝绸之路交往空间,相继完成由区域融入世界、由点成线再连成片的丝路网络架构,促进亚欧非大陆相关国家互联互通,促进相关区域文明融合共生,催生多元性丝路文明。这展现了中华文明与时偕行、积极进取、刚健日新的创新价值取向。今天,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为各国共同发展开辟新道路,这本身就是一个创举。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携手各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向创新要动力。中国与共建国家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开展广泛交流合作,打造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开花结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华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从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展。通过古丝绸之路的交流,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地中海文明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相继进入中国,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实现本土化,从来没有产生过文明冲突和宗教战争。”中外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流互鉴、融通绽放,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的包容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有学者提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出现了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现象。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多元宗教遗迹表明,丝绸之路上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信仰的人们交错杂居,促进了各种文化和宗教的相互交流、借鉴、融合。敦煌莫高窟的彩塑与壁画见证了多元文化汇流与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且在双向多元的宗教艺术交流中,通过因地制宜的改变而适应了新环境。此种改变与中华民族求同存异理念高度契合,折射出中华文明有容乃大的包容胸襟。今天,共建“一带一路”以开放为导向,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开创了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中国充分尊重各国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法律制度、营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搞“小圈子”,欢迎一切有意愿的国家加入,推动各国加强人文交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的阳光大道,让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绽放时代价值和光彩。
“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不懈的精神追求。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构成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和平文化底色。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时率领的是当时世界最庞大的舰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瓷器,而不是战争,沿途没有占领一寸土地。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一代代“丝路人”用善意和友谊架起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中华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结伴交友,既没有殖民和侵略他国的历史记录,更没有国强必霸的强权言行。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今天,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友好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持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扎根在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深厚底蕴之中,“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一条路或一条经济带,它给世界带去的是和平、是机遇,是福祉、是希望。
作为一条文明之路,丝绸之路的价值不仅在于商贸本身,而且在于开创了“化干戈为玉帛”、以经贸交往推动人们和平相处的道路。人们在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交流,积累了人与路的深厚情感、人对路的强烈认同以及同行者的归属感,拉紧了情感纽带。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承载着中华文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想,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必将带着丝绸之路积淀的宝贵文化遗产,推动中华文明展现出历久弥新的光芒,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注入更多正能量。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新思路
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全球治理新实践
耿协峰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10年的历程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既是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也是深化区域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国主张,体现了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责任担当。10年来,中国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一道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积极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拓展全球治理新实践,为人类走出全球治理困境开辟新路径,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新思路。
聚焦互联互通,应对全球治理挑战。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提出并坚定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为应对全球治理挑战作出中国贡献。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互联互通,即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来促进经济全球化向好向善发展。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聚焦互联互通建设,不断提升与共建国家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拓展经贸投资合作,持续深化人文交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共建国家构建起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为打通全球治理中的痛点堵点难点,为顺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需求,提供了切实有效的中国方案。
重视制度型开放,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制度路径。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开放,在推动国内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对接的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和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努力提高自身制度性话语权。共建“一带一路”10年间,正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10年。中国不仅逐步实现与国际规则的对标,而且在平等尊重、互惠互利的前提下,与更多国家一起构建和完善区域性和全球性多边规则和规制。中国和共建国家一道,共同推进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积极倡导并发起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推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全球经济治理更趋复杂。在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道路上,更加需要在统筹开放与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努力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
超越地缘博弈思维,创新地区治理。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斗争加剧,恐怖主义、民粹政治等此起彼伏,不断冲击着全球秩序。全球治理的整体性在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国家主义的压力下趋向分裂和分散,地区或区域治理的价值更加凸显。习近平主席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共建“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的经济合作平台,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10年来,有关各方聚焦经济合作,以互联互通为重点,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以优势互补为契机,持续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各国共同发展创造更多机遇,并保持区域性全面开放,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欢迎有意愿的国家都参与进来,打造了全球性地区治理新典范。共建“一带一路”通过重塑地缘经济来弥合地缘政治分歧,以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促进地区政治稳定与安全,大力倡导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进一步超越传统地缘博弈思维,成为广受世界欢迎的全球性地区合作与治理平台。
面向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全球发展共享。发展问题是全球治理中的基础性问题。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发展议程中居于核心位置,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对象。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任务,发达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推动发展,缩小南北差距。但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往往附带政治条件,发展治理举措明显有失公正和平等,全球发展治理失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一直密切关注全球发展问题。共建“一带一路”10年间,中国坚持发展优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特别强调发展合作的原则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普惠包容,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致力于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主张让发展中国家共享有益发展经验,注重从共建国家实际国情和发展水平出发选择和执行合作项目,积极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打造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种合作型发展治理新理念,对全球发展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对弥补全球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大有助益。当前,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并着力推动倡议落实落地。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有效对接,中国将为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
(责编:卫嘉、曲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