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8-17 03:54:41 来源: sp20240817
在林阳家中,有一架整面墙大小的书柜,摆满了过去几十年里他编辑、出版的各类书籍。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他便能讲一个故事,有些故事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的童年和高考、关于如何与市场“搏斗”;也有些故事关于书中所记,关于那些故交老友、旧事遗闻……这些故事和书一起,又组成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1996
“1996年,是我出版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年。”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总编辑、现任民进中央开明画院院长林阳说。
说到这里,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做工精美、硬壳外封的“小人书”,书的封面上画了一只闭着眼睛却洋洋得意、好像胜券在握的兔子,印着“红蜻蜓丛书:龟兔赛跑——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几个字。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是林阳于1996年3月写下的前言:“但愿‘红蜻蜓丛书’为孩子们带去欢乐,永存在温馨的回忆中。”
这套共十册、每册四个童话故事的幼儿图画书,至今已发行120万册,曾给中国童书市场带去深刻影响,但在出版之前,林阳经历过数个扭转败局的“决胜时刻”。
“(这套书)一开始就被发行部‘一票否决’了,”林阳说,“当时一些人觉得,市场上已经有那么多《小猫钓鱼》了,怎么还要出《小猫钓鱼》?”
这种顾虑并非没有原因。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传统连环画由高峰跌入低谷,曾经动辄印刷百万册的“摇钱树”,一夕之间变成了堆满仓库的积压货,题材重复,就是很多从业者归纳的罪魁祸首。不过,在林阳眼中,他要做的《小猫钓鱼》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版。
“当时的幼儿连环画,都是画家手绘,而且用的都是胶版纸,”林阳说,“1989年我去深圳,看见了那边加工出来的香港图画书,全部是电脑上色、铜版纸印刷,特别漂亮,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做这个?”
那时,铜版纸和胶版纸一吨差了大约几千块钱,对定价低廉的幼儿图画书来说,很难承担这种差额。但已经做了十年图书编辑的林阳,坚信铜版纸的“东风”已经到了,他开始想尽一切方法,降低这套书的成本,让普通人家也能买得起“高档图画书”。
“1印张是24页,按105g韩国铜版纸的成本来算,一本5个印张,一套的价格在15元以上,还是贵”,林阳说,“但是读者看书的时候不会去看页码多少,只会在意大致的薄厚,而4印张铜版纸的合订厚度和5印张80g胶版纸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就抽掉了一个印张,这样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除了采用铜版纸印刷,这套书还用了当时少有的电脑绘图和电子制版技术,甚至在社里缺少资金的情况下开创了“先款后书”的先河。1996年,《红蜻蜓丛书》完成,甫一上市便大卖。市场证明,当初那个备受质疑的决定是正确的。
“只是别人觉得问题特别严重的时候,我觉得不太严重”,林阳说,“并不是我觉得一定能行,但是我要去碰,我总得去张口要一回。我不说‘先款后书’,它怎么会成功呢?我得有新想法。”
时代的刻印
时间倒退二十年,1977年的林阳,也是一个很敢想的人。
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但作为“75届”高中生,林阳已经插队到平谷、专心干了两年农活,早把高中学到的知识忘了个七七八八——特别是数学。
“复习时我看了1966年的高考数学卷子,完全看不懂”,林阳说,“我想既然数学这么难,干脆放弃吧,时间紧张,还不如复习其他科目。那年史、地一张卷子,百分制我考了97分,但由于没有复习,数学考得很惨。”
奇迹没有降临,这一年的高考,包括林阳在内有五百余万考生,都以落榜作为结局。但第二年,林阳就顺利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并在做了四年中学老师后,进入出版社做起了“当时非常吃香”的连环画编辑。
“实际上,我最怕的就是考试了”,林阳说,“但是有一次,我拿到卷子一看,就特高兴。”
这次考试是在2005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开竞聘副总编辑、副社长,从来“只争第一个交卷,别的都不争”的林阳,一拿到考卷,看到上面满满的“实战题”,就把对考试的恐惧完全抛在脑后了。
“我就是实战过来的,还怕这个吗?”林阳说。从刚毕业时单纯做校对、写脚本的小编辑,到负责整个选题、策划的图书营销行家,林阳经历了出版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变革,也经历了连环画市场的大起大落,他说:“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机会。你要跑发行、要懂经营,(这些)远远超过原有文案编辑的工作。”
“那会儿几乎没有人在前面走,市场化的期刊每一期封面应该怎么设计、内容排在什么地方,都得你自己说怎么做”,林阳说,“每个月期刊到交付订数的时候,一晚睡不着觉。”
或许是不服输的“总要去碰”、或许是年少轻狂的锐气,甚至可能带着一点“无知者无畏”的莽撞,林阳冲到了刚刚开放的书刊市场的第一线。1990年,他被调任为连环画册编辑室主任,开始在这个发行量一落千丈的萧条市场里寻找少儿图书的机会,此后,他读过工商管理、去过世界各地参加图书博览会,早在世纪之交,就写下了出版社应当注重品牌战略的文章。
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在《编辑视界》中,林阳家中的书架上,也有这本书。书里还收录了20位林阳写过的、与他共事过的老编辑和老艺术家的人物小传,他说:“每个人都是好多故事。”
往事故人
在写小传时,林阳总想写得“多一点”。
“稍微不那么就事论事”,林阳说,“我想把每个人的经历写出来,这些经历和他们一步步的人生选择、和风格建立是有关系的,大家不去写,后来者就不知道(当初)是怎么走过来的。”
有一次,林阳应邀为曾任中国青少年出版社美术编辑的书画家杨永青作序,他便在文章中分享了一个故事:杨永青的母亲,是当年上海一个富裕家庭中的“大家闺秀”,结婚后无法忍受乡村风俗,便独自一人回到了上海。杨永青不知道母亲的模样,但他从小画画就很有才气,于是他便画了一张跪在梳妆台前的女子,是一个双眼皮、大眼睛的女人,因为他就生了一双大眼睛,而别人口中总是会说“这孩子像他妈”。
18岁时,杨永青途经上海,姥姥找到他说:“你妈妈想要见你一面”,但他拒绝了。直到几十年后,杨永青早已退休,突然有一天他问父亲:“我妈怎么样了?”父亲回答,早在十几年前你妈妈就去世了。后来一段时间,杨永青的画多画观音,但画里都是人间的妇女、人间的小孩。“我认为,他画得分明就是他的妈妈和他。杨永青的女儿看了以后,大声痛哭。”林阳说。
“很多事情现在已经不清楚了”,林阳说。每回写小传,他都要把自传、把亲友的回忆、把能在图书馆里找到的资料翻一遍,即使有些故事当下用不了,他也都想写下来,或许有朝一日,它们另有用处。
本世纪初,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六十余年后,决定迁往新址,“北总布胡同32号院”这个承载新中国几代美术教育和美术出版的地方,也在推土机的轰鸣下变为瓦砾。经历了这些,林阳突然动了“写点儿什么”的心。
“我们要搬家了”,林阳说,“往事如烟。后来写这本书,实际上是翻开故纸堆,重新打开这段基本被遗忘的历史。”2014年,《北总布胡同32号》出版,此后,林阳也在一些纸媒、杂志上继续写艺术人物小传。
坐在这面整墙大小的书架前,林阳讲述了杨永青和几位老编辑、老画家的故事,书柜里浩瀚的书籍和文字,又多少将过去那些事、过去那些人留住了一会儿。(完)(《中国新闻》报作者 王曦泽 曹子云)
【编辑:付子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