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8-20 20:31:08 来源: sp20240820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鹏远
发于2024.1.1总第112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2023年度学者罗新
获奖理由
他研究遥远艰深的学问,也关注此刻与周遭。他收拾行囊徒步数百公里,写下《从大都到上都》;也探查史料,写出了《漫长的余生》。他是一位学者,但从不困于书斋;他研究历史,却从未与当下隔绝。在他看来,历史学是对人的理性思维的训练,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他身体力行,一直努力用自己的责任感关照着历史与当下。
罗新属兔,1963年出生,所以2023年刚好是他的本命年,实岁60。除了这一点小小的特别之处,刚刚过去的一年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反而倒颇有些沮丧:“人们对2023年有很多期待,好多人喜欢用重新开始来描述这一年。但是对我来说重新开始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想要重新找回过去的节奏,另一方面发现过去已经真的过去了,面前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什么都不太一样了。”他数了数自己“虚度”掉的这一年,不过是作为北大教授照常给历史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偶尔参加一些对谈、接受一些采访,然后做了几次妨碍不大的小手术,仅此而已。
所幸还有一趟旅程让这一年不至于显得彻底空洞。上半年,罗新和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知名旅行作家保罗·萨洛佩科一起,完成了一次500余公里的行走。这是保罗起始于2013年的全球徒步计划中的一段,罗新从一开始就关注着这条漫长而恢弘的行程,并在保罗2021年进入中国后与之取得联系。2022年暑假,他已经陪着保罗在四川走过三个星期,一路穿行了广安、都江堰、彭州、什邡、绵竹、绵阳,意犹未尽。所以一有时间,他便又找到了路上的保罗,相伴着从陕西的延安走到山西的吕梁,又从山西灵丘走到河北易县,最后走到了北京丰台的卢沟桥。
只是即便如此,罗新依然觉得挺惭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从年中就准备写作的一部新书,拖拖拉拉到了年底也没能开笔。“我经常说自己这一年好像一事无成。不知道为什么,我投入的时间也不算少,但似乎有一点找不到节奏的感觉。”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意外的改变
罗新要写的这本书,名字已经想好了,叫《康熙的狮子》。自东汉时期,中国的史籍中就有了对狮子的明确记载,作为一种非本土所产的异域猛兽,狮子不仅在古代中国享有极其珍稀的地位,更是朝贡制度的重要见证。这正是吸引罗新展开研究的兴趣所在,他想穿越历史的尘埃,去刺探传统王朝的外交与贸易。而之所以选择康熙的狮子为主线,是因为以往的狮子只有单方面的记叙,完全被描述成一种天朝荣耀,直到清朝时的这一次才在外邦的载录中留下了另一种视角。
清朝初期,朝廷先后下达了海禁令与迁界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并将沿海居民向内迁居。这一举措严重影响到了自明朝中期开始就在澳门开展贸易的葡萄牙,于是在康熙九年(1670年)萨尔达尼亚使团来到北京,进献金剑、珊瑚、象牙、犀角、西洋镜等珍宝,希望清廷可以于封禁中给予葡萄牙以特殊优待。结果未能如愿,但康熙问到“葡萄牙有没有狮子”的这句话还是使团嗅到了一线希望。
康熙十一年(1672年),葡萄牙印度总督命令东非莫桑比克城堡司令在当地捕捉了两头狮子,海运至澳门,途中死掉了一头,活下来的一头最终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运抵。康熙十七年 (1678年) ,由本托·白垒拉率领的新使团再次进京,将狮子献与康熙。见到狮子的康熙甚为高兴,多次与皇子、大臣、传教士以及后宫一起观赏,并饬令和带动了京师文人竞相咏狮的一时热潮。使团的愿望也随之得到满足,次年清廷便下旨允许葡人在"旱路界口"贸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又进一步开放了澳门的海上贸易。
“所以你会看到过去那些经贸往来和我们现在的认知完全不一样,对中国古代王朝来说,在乎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利益。”如同一把钥匙,康熙的狮子打开了罗新通向朝贡问题的秘径,他发现在这个制度背后,存在着一套扭曲的政治心态与逻辑:“(一切)都满足于体制的虚荣心,而且这种体制也必须要依靠虚荣。”
事实上,对朝贡问题的关注早在七八年前就徘徊于罗新的视野中了,只是出于学者的审慎,直至2020年他才豁然找到了恰切的入口。这与其2022年出版的著作《漫长的余生》几乎如出一辙,那本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有了明确的想法以后又犹豫了将近十年才真正动笔。
与此同时,这些故事在被写下之前也在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四年前,当罗新决定开始创作《漫长的余生》时,他正目睹着现实中许多具体的苦难、彷徨和困惑,于是笔下的北魏宫女王钟儿成为了一个遥远时代的入口,那个时代里的离乱与悲哀又成为了眼前的一种映照。在后记中,罗新甚至直抒其意,称这本书的标准与追求皆是“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如今,《康熙的狮子》一样回应着他在冷眼旁观之中暗藏心底的某些激愤与彷徨。
虽然自1995年博士毕业后,罗新就一直待在象牙塔里,却从来都不囿于书斋。早在1999年,他就在彼时火爆的天涯论坛上创办过知名版块“关天茶舍”,开辟了互联网早期思想交流最为活跃的一方领地。只不过当初很少有人知道“罗新”是谁,更为江湖熟知的是他的网名“老冷”。罗新也没想过完全投身公共领域,网络世界里的挥斥方遒权作消遣,他所属意的仍是专业上的精进,而且在关于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名号制度的研究上,他的确正在迎来自己治学生涯中无与伦比的高产期。直到2008年,一个意外的时刻才让他改变了想法,彻底转换了轨道。
“那一年对我的刺激很大。本来我做民族史研究还挺得意的,但有一次同学之间的讨论当中,那些观念让我发现自己的工作都白做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下了决心,不再写跟时代无关的东西,不再写为学术而学术的东西。”那之后不久,罗新便接连出版了历史散文集《杀人石猜想》和田野笔记《历史的高原游牧》。2014年,他又推出《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并有意尝试将学术著作易读化。出版后的一次讨论会上,他见到了很多专业之外的人来参加,更加坚定了这种努力的信心:“是有意义的,哪怕这个书不是公众在读,但至少突破了小圈子。”
2016年,罗新用15天时间完成了一趟徒步,沿元朝皇帝夏日巡幸的辇路,从北京出发,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历450公里抵达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回来以后,他把路上的见闻偶遇、途经之地的历史怀想以及种种探寻与思索,写成一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作品甫一出版即广受赞誉,挣脱了学院束缚的罗新至此终于走入公众视野。
孤独的冒险
最近这些年,罗新经常会想起自己过世的老师田余庆。“如果一个事发生在他身上,他会怎么做;如果他知道我在面临一个问题,他又会作何反应?”尤其对于自己的转型,罗新不确定田先生是否会赞成,一方面“他曾经也是热血战士,或者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这一面,某个时刻被压下去了,某个时刻又被唤醒”,但另一方面“他对我的评估其实好于我的实际水平,他的期望肯定是我能在专业上做得比他还好”。
当然,这些都只是罗新自己的猜想。不过类似的情形,现实里是有过的,就在出版《从大都到上都》之后,一些要好的朋友便善意地劝过他:“时间都花在了这上头,有点可惜。”
罗新认同朋友说的前半句。那本书确实花费了他整整一年时间,虽然不是每天都在写,注意力却是被完全占据的,除了必须应付七七八八的杂事,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这种体验在那之后又一再得到验证:《漫长的余生》实际写了两个月,战线则拉满三年,《康熙的狮子》已经空耗了一年,接下来不确定还会拖多久。
但他并不觉得可惜,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回头的余地”。罗新说,虽然以往的学术写作相对容易,那些只拿给同行看的文章,方法都差不多,“相当于拿着公式到处套”,但写了十几年,他已经厌倦了。而且他找不到新的材料,没有材料就没有新的研究题目和方向,强行做下去只能是自我重复。
更关键的是,就在决定转型的那一年,他生了一场大病,第一次觉察到自己正在远离一个学者精力、想象力与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再不改弦更张,整个人就不行了”。面对身体不断败露出的衰退信号,他灰心,同时也害怕,不是怕老去的必然,而是怕“在死之前有些想说的话没说出来,想写的东西没写出来” 。
从根本上讲,转向公众的选择中寄予了罗新极大的抱负,他希望自己能够更直接地参与社会,能够回应时代的话题。“合格的学者就是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而如果心有余力,应该走出自己小小的世界。让更多人从你的研究中获得灵感或者支持,这也是学者的职责。”每当念及于此,罗新又会从对老师的怀想中释然:“即使田先生在世,最后也只好接受我这个样子吧”。
然而,走出同业的小世界,并非纯然地意味着走向一片明朗、开阔之地。对时代的回应,有可能落入误读与执见的陷阱。对此,罗新是清醒的:“回应时代不等于迎合时代。时代是复杂的,所有的回应还是应该在学术的原则之下。”所以无论发言或者写作,他始终都坚守着一个自我标准:保证每一句话皆有来历、有支撑。
但即使如此,朝向公众的表达还是无法避免遭遇虚掷、曲解乃至反噬的风险。“学者的劳动是创造性劳动。创造性的劳动,一定是一场冒险,不一定有结果,甚至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发展。而且创造性劳动一定是叛逆性的,对已有结构或系统的离经叛道,所以多多少少会引起别人的不理解、不接受、不认同,创造性越强,引起的负面反应就会更大。这场冒险很大程度上还要克服各种敌意,一定也是孤独的。”
在这个意义上,罗新觉得他有点像是那个朝着风车与城堡不停发起冲锋的堂吉诃德,不管面对的是真相还是幻影,只要自己认为正确和值得就够了。更何况,他从不认为自己说出过什么有分量的话,无非不愿意撒谎而已——“这绝不是谦虚,必须看到这一点,我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是自欺欺人。”
未熄的火苗
其实年轻的时候,罗新的志向并非在于治学。他本科读的中文,最想干的事就是写小说,怎料理想青春戛然而止,最终阴错阳差地进了历史学的轨道。在那之后,他经常嘴硬,说是自己放弃了文学梦,但其实“文学像一个没有熄灭的火苗还在心里”。
他准备再过几年就去重拾起这份隔日的梦想。“等退休的那一年,我打算从北京走回到我出生的地方。有个电影叫《本杰明·巴顿奇事》,讲一个人生下来是个老人,慢慢变小,最后死掉。我也想用这种方式离开工作了一辈子的城市,回到家乡。这是一个仪式,也是一次回忆。”他清楚,从一个作家的标准来看,自己经历的事太少、了解的人也太少,素材贫乏,似乎能写成文学的只有真实生长的人生,其中又以少年时光最是刻骨铭心。
这几十年来,罗新总会想起湖北随州的那片老林场,想起自己和妹妹每隔一两周就要走着上学、回家的那条十公里的山路。尤其难忘的一幕是13岁的一个周六,端午节,母亲提着篮子在路上迎他们,他和妹妹坐在路边吃完了篮子里的粽子和鸭蛋,母亲转过天来上班时从墙上摔了下来,送到医院检查,发现已患有癌症,手术过后只活了一年零三个月。
不仅仅是这些私人的情感记忆。对往事的追怀中,他还发现了历史在悄然之间留下的一些蜿蜒之貌:“我们那个林场是一个国营单位,林场的工人是国家正式职工。中国大批知青上山下乡是从1968年开始的,但在我们林场,我出生的那年也就是1963年,就迎来第一批武汉知青。他们是林场招工招来的,都是高中毕业生,很多人是因为成分不好不能考大学。等我长到七八岁,他们就是林场的老工人了。林场的人大多数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因为有这些知青,林场却变成了那个地区的文化高地。他们会画画,会写各种板报,会做各种文艺宣传的演出。”
罗新说,虽然不一定有直接的影响,但自己的文化启蒙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这些知青的:“当时作为孩子,感觉不到这样一个特别的状态,回过头来看,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流动,在你身边突然咣当一下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氛围。”而到了他走出林场去读高中的时候,知青们也陆续离开了,辉煌一时的林场又迅速地变回了一片文化洼地。在史料里打了一辈子滚,罗新见惯了世事荒唐与命运流转,然而想起这些曾真切划过眼前的诡谲,还是会忍不住心生感慨。
不过在写下这些林场旧事之前,罗新还有一个挂念已久的题目尚需完成——他想写一写长城。对于他所专事的北方民族史而言,长城是一个重要的身影,如同一道分界线般勾勒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各自的领地。但学界早有人提出,长城的存在不只是为了防止北边的人进来,也为了防止自己的人出去,而他在过往研究中也发现,长城不等同于非敌即友,很多时候反而是含混不清的,许多人在两边跑来跑去,将其变成了一个灰色地带。
因此,罗新并不打算把长城作为一种单纯的历史景观层面去进行研究,他要把它当成一种意象,在思想意义上去讨论。
行走,很有可能仍旧是这个题目最终的打开方式。2019年,他在一个伊朗考古学家的陪同下,用一星期时间走了一遍当地的戈尔干长城;之后几年,他又游历了陕西和内蒙交界处的长城。未来,他会走完陕北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一千多公里的长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再到大不列颠岛的罗马哈德良长城去看看。他想把这些不同国度、不同时期、不同制式的长城都放在一起,让书写和阅读有趣起来。
只是,如何在它们彼此之间进行串连,他目前还没有一点头绪。或许,就像此前的作品一样,这个题目也在等待着那个属于它的豁然开朗的入口,以及那个不容回避的时机。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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