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1-14 10:57:39 来源: sp20241114
哦，你的眼睛是我的牧场 你的眼睛烙印了我的眼睛 ——《情诗》
夜，像一个可疑的幽灵不断拥堵在所有苍白的窗口，道路将自己放逐于黑暗。 ——《尘世之诗》
你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从芬芳与光的国度来，让我坐在象牙、琉璃和云彩之舟上。现在请带我，我的希望，我的慰藉，到那激情涌动之地，携我至狂喜和韵律之城。
——《日出》
再也不用担心了，现在我可以放心地在我祖国的怀抱里，吮吸我们往昔荣耀的乳汁，被文明和文化的摇篮曲以及法律的拨浪鼓的梆当声催眠。啊，是的，再也不用担心了……
——《宝石镶边的王国》
国族作为一种烙印，作为一个文化土壤，是艺术家无法逃避的胎记。就好像米兰·昆德拉虽然大半生都待在法国，并在创作生涯的中后期开始使用法语写作，而且加入了法国国籍，可是，法国人还是会觉得他是一位东欧作家，经常会问及的就是捷克和他写作的关系。人们总是试图从他的写作中分析他对母国的态度，即使他的专注点一再落在小说本体论(即小说是什么，应该怎么写)上，一再深入地去探索现代小说的写法，可人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带着一种眼光来看他的作品。我想一位哪怕在各个方面都非常出色的中文作家，在英语世界中，也会遭遇这种“眼光”和“期待”，人们先入为主地希望这位作家能够成为那个古老文明的代言人，能够在作品中去分析、回顾和描绘他所成长的特殊土地，甚至有的读者单纯为了猎奇去读一位可能在艺术手法和先锋性上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任何一位同时代作家的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并希望那位作家能够印合他们心中的文化想象……这是一种比“古老的敌意”更加深沉的“凝视”，一种无可避免的“他者”眼光。
作为一位伊朗诗人，芙洛格·法罗赫扎德就要面临读者对她的这种“凝视”。伊朗，一个率先进入人们视野的带有政治性的标签，“伊朗”这个词的意思似乎比诗本身带有更多的内涵和外延。基于这一独特的“出身”，人们自然期待着这位诗人能够写出属于伊朗的“反叛”(或称为异端)诗歌。同时，作为一位女性诗人，人们又似乎更加期待着她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而这样的“凝视”与“期许”不但有将诗人写作工具化的风险，同时也会有失去辨认这位风格独特的诗人那多姿多彩的诗歌艺术更多纹理的机会。妨碍了读者进入到诗人多元丰富的诗歌内核中去。
诗歌与生活的古老敌意
芙洛格·法罗赫扎德是一位短命的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31岁去世，兰波活到37岁，海子25岁……历史上还可以找到更多这样的短命诗人。法罗赫扎德的生命结束在32岁，这是一个太早的年纪。对于写作者来说，正是更多、更大的人生和文学沉淀准备去构建的时候，命运之轮的停摆，无疑扼杀了这位天才缪斯更多的可能性。生活似乎一直对于天才的创作者抱有敌意，而女性诗人比男性诗人往往需要承受来自各个方面的裂隙之威胁。1967年，命运的偶然性在法罗赫扎德身上上演了最残酷、最戏剧性的一幕，一辆吉普车急转弯中与一辆校车相撞，这一次看似偶然的机械性事件夺去了这位诗歌缪斯年轻而创作力丰沛的生命。在这最终的机械停摆之前，法罗赫扎德的创作生涯正处于高峰期，她正将自己诗歌之火烧得旺盛，写出了自己的代表性诗集《重生》和《让我们相信这寒冷季节的黎明》。
其实“敌意”并不十分古老，有时候它以变幻不定的面貌，如无孔不入的细菌和幽灵，钻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在1960年，法罗赫扎德出车祸去世的7年前，她就因为离婚与随之而来的经济问题而导致抑郁，险些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幸好那一次命运女神并没有将她甩出人世飞轮，而是亲手拽住了她。这样的挽留，多给了她7年的时间用来写出余下的生命诗篇。
芙洛格·法罗赫扎德是一位拥有西蒙娜·薇依一样虔诚信仰的诗人，不同于薇依对基督教信仰的追索，法罗赫扎德的信仰是诗歌。纵观她短暂的诗歌生涯，我们会发现一个燃烧的核心——那种逼人的创作激情。可以说，她全部的生活几乎都是为诗歌创作而准备的，她是一个不但拥有着诗歌的虔诚之心，同时拥有着巨大的创作激情的女艺术家，一位为着诗歌艺术全力以赴的严肃作家。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中，她说道：“诗是我的上帝。我爱诗到了这种程度。我日日夜夜都在想着要写一首新的、漂亮的、还没有人写过的诗。”这是一位对诗歌有极高抱负的女性，她甚至将诗与上帝的地位等同，这无疑显示了她对于诗歌艺术的痴爱。“我独处而不思考诗歌的日子就算是虚度时光。”她无比断然地说。有时候诗歌甚至是一种宿命，纠缠着她，让她既热爱又无法挣脱，仿佛缪斯女神已经牢牢地预定了她作为自己的“爱女”：“为何上帝把我创造成这样，把诗歌的魔鬼放进我的内心……”“我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目标。”可以看到，诗歌在法罗赫扎德的内心当中作为一种双重羁绊存在，一方面她热爱诗歌，诗歌可以确证她的灵魂存在于世；另一方面她也意识到了诗歌与生活那古老的敌意，这一敌意有着双重内涵，一是世俗层面的羁绊，诗人在精神王国当中的自我与生活中凡俗自我之间存在的裂隙与张力；更深的一层是，“诗在写我”的创作宿命。在成熟诗人那里，总能够感觉到一种似乎处于“被动”的操纵，诗人仿佛是被某种“诗歌之手”操纵着写下那些出乎意料的惊人诗行……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看到，仅三十出头的诗人在创作上的高度自觉，这些议题，在我看来，一方面确认了法罗赫扎德致力于将诗歌道路作为自己一生志业的决心，同时也反证了她作为“灵性诗人”的宿命：爱诗与被诗爱之宿命的纠缠。
法罗赫扎德的诗歌拥有丰富的主题：存在问题、爱欲的问题、死亡、时间，民族的暴风雨……在她的全部主题中她都迸发出了巨大的激情，这令她的语言强悍、独断、刻骨而决绝，拥有着一种不可挑衅，不容置疑的果决。她经常使用主观、奇崛的比喻，令她的诗歌突然上升到一种决断的高度，与存在对话。譬如“你远航在你自己的河上，抛下这土地——/哦，咔嚓折断我激情风暴的树枝。”(《悲伤》)“我的手指迸发出火花/点燃着空白纸页的缄默。”(《爱的进行时》)这些极富主观性的想象与语言的创造力激情相汇，让她诗歌中的空间在场得到了提升，同时镌刻她诗歌核心性的品质。
法罗赫扎德在《让我们相信这寒冷季节的黎明》这本诗集中不停追问死亡、存在与未来。她的诗歌精确而隽永。例如，《你之后》这首稍短的抒情诗，这里的“你”在诗歌开头被揭开：“你，我的七岁”。而这一区分在之后被诗人称为“奇妙的背离时刻”。仿佛这一时间前后是生命之界的一个分水岭，镌刻一种断裂。诗人写道：“你之后……我们和微风之间/和飞鸟之间/那明亮生动的联结，破裂了，/破裂了，/破裂了/”。连续的三个“破裂”形成了三次怦然的音效，在我们心灵的脑海里，折了三回。在之后的诗节中，诗人将这一隐喻进一步明确，又让我们回到了“寒冷季节”这一象征世界，“我们成为彼此的谋杀犯”是对于“寒冷季节”的致命控诉与揭露，而在本诗的结尾，诗人不禁质问道：“一个人要付出多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难于脱壳的悲怆。
同时，她的诗歌既指向丰富女性内在，又无限向外部的丰富世界展开。《让我们相信这寒冷季节的黎明》是诗集中最长篇幅的诗，全诗笼罩在一种悲怆但坚忍的调子中，其中女性的敏感自我在这尘世上摆荡，同时又延伸出对不合理周遭和世界的指控。全诗以“而这就是我，/一个孤独的女人/在一个寒冷季节的门槛上。”
这一自白性质的抒情调子开始，融入了时间流逝的永恒主题，同时又以“水泥之手”对抗“无用无力的黎明”，将诗人放置在一种受挫败的普罗米修斯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一残缺的世界，从而对存在和命运等复杂问题进行了精神上的追问。法罗赫扎德的诗歌语言多变、想象力奇诡，对于事物的认知机敏。“鸟儿想象的路线”“嫩叶的感性呼吸”“窗户纯净的心灵”对意象进行了绝对原创的“再造”，充分体现了诗人对想象与语言的驾驭能力，是命令激情与一位女性诗人天然的感性创造力的完美结合。全诗通过歌咏的调子，仿佛在对一个未知的、独一无二的朋友倾诉，支撑起由诗人不停编织的内心风景，并在其中节节递进，全力实现着语言的表现力。“人们借着我的声音祈祷”似乎在恢复一种诗人作为“古老先知”的部分能力。从而能够在一个残缺不全的“饱食死尸”的，充满“腐烂果实”的生活状态中“相信这寒冷季节的黎明”。
“在衰败中继续创造”
值得注意的是，芙洛格·法罗赫扎德一直将本质性探索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核心。她说“我想穿透一切，尽可能地深入到所有事物中去。我想到达大地的深处。我的爱在那里——种子在那里生长，根系在那里相接，在衰败中继续创造。就好像我的身体是这一活动的一种短暂的形式。”这一段话十分重要，令人震惊与侧目，几乎可以看作法罗赫扎德的诗歌观，展现了她对自身存在问题的独特思考。她将自身作为“大地种子”的一种形式(也许是短暂的)，此时，艺术家将自我命运摆在“创造”背后，展现了作为一个“中介与手段”的决心，可以说，法罗赫扎德的写作具有某种坚定自觉甚至献祭的意味。
需要看到的是，法罗赫扎德的创作虽然扎根于繁冗复杂到让人困窘无奈的社会现实中，但是她却没有拘泥于此种泥潭，而是朝向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她的所有“行动”都指向一个“艺术”核心。这保证了她的诗歌创作的纯粹性。在我看来，法罗赫扎德给所有女性创作者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样本，她从不标榜自己的天才性，而是在创作中不停地寻找和确认自身。这正是一个艺术家的真诚之所在。
在写完第三本诗集之后，法罗赫扎德不免产生了一种自我怀疑：“我不知道这些算不算诗，我只知道那时候有很多我，她们都很真诚。我知道她们也很随意。我还没有成形，我还没找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形式和心智世界。”我们绝不能将这段话看作法罗赫扎德对自己作品的不自信，而应该看成一个真诚的、正在自己诗歌道路上摸索的艺术家的一种坦诚与自我决断。
诚然，在我们身边充斥着许多对自己的诗歌写作十分“自信”的诗人，他们夸夸其谈自己的诗歌，仿佛它们是已经成型的作品，他们的诗歌观念是封闭而自大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流动的、逐渐成为的过程，而盲目地对自己与诗歌感到自信。实际上，从本质上说，所有诗歌都是未完成的，艺术家本身应当是一个不停更新的个体，自大狂注定与真正的艺术无缘。而法罗赫扎德不是这样的人，她对自我艺术道路的商榷，正是对艺术的极大尊重与对人的发展的深刻认识，因为艺术是“正在发生”的，而不是“已经发生”的。这其中蕴藏着一个大大的“未来”，才是最让人激动的，也因此值得我们一直为之辛勤工作。
在我看来，芙洛格·法罗赫扎德是那种原创性的作家，这种类型的作家会在汲取了一定数量的材料之后，蓄积了足够的能量池，然后开始自我的表达。在写完第三本诗集之后，她真诚地谈到：“因为阅读一部又一部诗集，我已经饱和了，而由于我饱和了，并且好歹有一点才华，我就不免要以某种方式让它们倾泻出来。”这样的一种态度，让她的诗歌有一种深度和广度，又不会流于“工具化”。在第三本诗集《反叛》出版之前，法罗赫扎德不得不离开伊朗，一方面这是因为她彼时对于电影制作产生了兴趣，同时也是因为她的感性诗风加之自由派的生活方式与复杂的情感纠葛，在当时的伊朗文艺界引起非议与喧响。
法罗赫扎德始终处于裂隙之中，在我看来，她是在个体和社会两种相互分离的境遇当中确立自己的诗歌的。作为女性，她坦诚地书写着自己的个体经验，但是她并没有单纯白描这些经验，而是将之作为一个背景来提升在特殊制度下的人的精神尊严。
作为伊朗社会中的一名女性，法罗赫扎德当然在社会制度当中辨认着女性这一身份，体察着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女性的遭遇与困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她从来没有将这种书写当成一种特权或者取得文学合法性地位的便利手段，女性主义也从来不是用来标榜的文学地位说辞，它切实地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处境(戴锦华语)。这一处境，作为具有同构性社会境况的写作者感同身受并有着切肤之痛。那是一种你无法摆脱、无法逃避的“宿命追杀”，无论你多么想尽可能地摆脱这一社会和创作上的双重束缚，你都始终在裂隙之中。
作为伊朗的女性诗人，法罗赫扎德却几乎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下写作。她的心灵与精神与任何一个国度的女人无异。也就是说，她并没有将自己的政治处境作为一个单独的观念性预设来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而是将之作为生命整体性体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来加以确认和体察的。我们也不应当单纯将她作为一种特殊制度当中的特殊女性加以对待，而应该看到她内部蕴藏的巨大的女性创作矿藏，这储备令她的灵魂在诗歌之国的沃土上方飞旋、盘桓。
为一个文明社会而写诗
诚然，在政治与保守文化捆绑的社会形态当中，人的自由常常被限制，而艺术家作为信仰自由的群体，在其中经历着两种分裂，一种是外部环境对于经典和传统的标榜会让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遭受重创；另一种则是艺术家在保守的传统当中承受着普罗米修斯般的精神阵痛。即使不是十分反叛的艺术家，在这种环境当中也会成为异类，“显得”十分反叛。
我们对世界的状况通常有着共时性的看法，譬如不同经度、纬度的国家，共时性地存在于地球上。毕竟，在正常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买上一张机票，第二天就出发飞往世界上任何一个你想去的角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看似共时性的国家、民族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异。也就是说，在一个充满立法者与监管者的国家被视为挑衅的东西，在另外一些国家也许并不意味着什么。这其中的悖论与张力时常让人类的整体性在某一特定的时刻遭受重创。
“法罗赫扎德是为一个文明社会而写诗。”这是同属于一个民族与文明体系的诗人阿多尼斯对于法罗赫扎德的评价。在法罗赫扎德众多的“头衔”当中，有一个是“女性主义先锋”还有就是“反叛”。这两个词都让我觉得有些不适，“先锋”一词带有着明显的政治革命色彩，感觉下一时刻就需要抛头颅洒热血与资产阶级斗争到底了。这是有些可怖的位置，仿佛一个女性在一个“不正常”的政体中写诗、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就是“反叛”，就会被贴上“女性主义先锋”的头衔。这头衔看似是一种褒扬，实际上，这一荆棘冠冕带着血肉沉痛的背景，对于被放置在这样位置的女性艺术家自身不安全，同时也不公平，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又会走上反叛的道路呢？更何况，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当中，哪怕是一个“文明国家”正常的需求、选择与举动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反常”。这正是法罗赫扎德们共同的境遇！
“为一个文明社会而写诗”会让我们想到很多诗人，这些诗人几乎都在为着一个正常的、文明的秩序与社会写诗，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米沃什、策兰，王鸥行(越南诗人)……我甚至想到了李白，想到了屈原，想到了泰戈尔，想到了哈维尔同时也想到了米兰·昆德拉……这样的名单可以无限列下去。有众多人为着人类能够在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当中生活而努力思考和写作，为着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与尊严而努力写作。这些人不仅仅是为一个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上的“文明”，更是为一个更好的“人类的未来”而工作。可以说，那些对于人类现状的黑色反思与对人类未来的金色憧憬，全部都是指向一种“未来”，一个“更大更好的明天”。
从法罗赫扎德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诗人，作为人类灵魂真正的工作者，他们的希求无非是一个更加“人性”、公正的世界，如果他们不能身在那样的世界，最起码他们可以在诗歌当中去希求和构建一个那样的世界！前述提到的众多诗人，他们并不生活在不同一个时代，有的相差甚至千百年，然而从人类共同体的角度来说，他们却是一个整体，一个实实在在的高度指向未来的整体。然而，无论生在何种时代，总有镣铐拴系在这些精灵的脚上，无法腾跃。但是也许正是这样吊诡的枷锁，却生出诗和文学的双重羽翼——就像芙洛格·法罗赫扎德身后那对巨大的天使之翼。
□袁永苹 【编辑:卞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