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矿产志》

　　谈及鲁迅，很多人会怀念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怀念他致力于以文学启蒙国民思想、致力于用文艺改造国人灵魂。然而，很多人或许不甚了解，鲁迅也很善于运用方志文化，他在强烈呼吁民众爱我中华、为我中华时，也曾以地方志作为“特殊武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十一日，由日本东京并木活版所出版，上海普及书局、南京启新书局、日本留学生会馆发行了一部《中国矿产志》(下图)。这是中国第一部地质矿产专著，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以近代自然科学论述中国地质矿产的一部科学著作。

　　《中国矿产志》以文言文写成，共计5万余字、109页，由鲁迅、顾琅二人于1904年编著而成。顾琅与鲁迅是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同窗。该书以鲁迅为主导编著而成，并由鲁迅誊抄并加以润色。书中写道：“中国矿产，富有既如是。故帝轩辕氏，始采铜于首山，善用地也。唐虞之世，爰铸金银铅铁。逮周而矿制成……降及今兹，亦具矿制。顾所经营者，以官业为多，非人民所敢染指。其偶有民业者，辄干涉诛求，非疲弊不已。改良进步，又何冀焉……目注吾广大富丽之中国，徒茫然尔。无已则询之客，以转语我同人。夫吾所自有之家产，乃必询之客而始能转语我同人也。悲夫。”颇可见鲁迅之风。

　　一、鲁迅的矿务和地质学习

　　鲁迅是我国第一批正规系统学习地质学的人。他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提及：“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青年时期的鲁迅因“绝望于孔夫子”而“走异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8岁的鲁迅考取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并依“百年树人”之义改名为周树人。次年，改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矿务铁路学堂由洋务派代表张之洞奏请光绪皇帝批准开办，仿照德制，课程以开矿为主、铁路为辅。鲁迅等人成为该学堂招收过的唯一一届采矿地质班学生(1898年10月—1902年1月，共24人)。学习期间，他非常刻苦，在《金石识别》等教材的书页空白处记了很多听课笔记、学习心得等；花大量时间抄录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的《地学浅说》译文内容，甚至把书中精密的地质构造图描摹下来。最终，鲁迅成为班级中唯一获得金质奖章的学员，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学堂总办钱德培曾夸赞：“周树人真是博学。”

　　1901年11月，毕业前夕，鲁迅到南京青龙山煤矿考察并下矿洞挖煤，共13天。他后来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回忆：“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地工作着。”由此可见，煤矿管理混乱，条件异常恶劣。

　　1902年3月，鲁迅赴日本留学。同去的矿路学堂同学有顾琅、张协和、伍崇实、陈衡恪。时在弘文学院读书的鲁迅，学习之余，不仅从日文转译了《北极探险记》《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幻小说，而且陆续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科普性文章，包括以“索子”署名发于1903年8月《浙江潮》杂志的《中国地质略论》。18世纪后，随着德国、匈牙利、俄国等国科学家先后到中国考察，中国的地质地貌等情况逐渐为外人所知，但国人对本国矿产情况却知之有限。遥望备受西方列强侵凌的祖国，鲁迅焦虑万分，决定与顾琅合作，广泛搜集有关中国矿产资源的各种文献，加之学习期间积累的资料，以所学所思尽快编著一部《中国矿产志》，让国人详尽地了解祖国富饶矿产之所在，呼吁同胞奋起保卫祖国的资源，抵御外强觊觎和掠夺。

　　二、《中国矿产志》的时代意义和文献价值

　　在《中国矿产志》“导言”中，鲁迅以一章的篇幅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矿产资源的卑劣行径，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提醒国人：“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鲁迅后来在“《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中也特别强调：所征求之资料，着重调查有无“外人垂涎”，以引起国人警惕，“不致家藏货宝，为外人所掠攘夺”。

　　《中国矿产志》于1906年5月由日本东京并木活版所出版，同年12月上海文明书局、普及书局、有正书局增订再版。1907年1月增订第三版。8个月内连续出版三次，可见社会影响之大。1911年10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第四版。清政府农工商部给予很高评价和认可，通饬各省矿务界、商务界购阅；学部批准其为“国民必读书”和“中学堂参考书”。

　　《中国矿产志》是在广搜中国各省通志及其他中外典籍中的中国矿产资料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论述中国地质矿产的形成发展过程和矿产资源分布情况，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第三版出书时，特地刊登了“《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希望“披阅是书者，念吾国宝藏之将亡……凡有知某省某地之矿产所在者，或以报告，或以函牍，惠示仆等……则不第仆等之私幸，亦吾国之大幸也”，并具体列出所需资料的详细要求，包括“现用资本若干，现容矿夫若干，每日平均产额若干，销路之旺否，出路之便否”等。在《中国矿产志》中，凡摘引旧志及有关著作原文者，均注明出处。又，据其第四版宣传推介语，该书“特蒐集东西秘本数十余种，又旁参以各省通志所载，撮精删芜，汇为是编。搜集宏富，记载精确……实吾国矿学界空前之作，有志富国者，不可不急置一编也”。

　　此外，书后还附有鲁迅手绘的中国矿产分布地图。当时，鲁迅为了获得一张分布图而几经周折，最后竟意外地在老师神保博士那里发现了一直被日本农商务省地质矿山调查局视为秘本并禁止出版的《中国矿产全图》，于是“急转借摹绘，放大十二倍，付之写真铜版以供祖国。并附世界各国地质构造图二张，尤便于学者之参考”。

　　《中国矿产志》出版后，起到了很强的教化和资政作用，它不仅是矿学和地质学方面的资料文献，而且对摸清我国矿业发展的脉络，对促进矿业的复苏发展，多有助益。

　　三、既借鉴传统又注重创新的表述方式

　　《中国矿产志》借鉴了传统志书的编修体例和体裁，同时又有独特的表述方式。在篇目设置上，主要由“例言”(相当于今之“凡例”)、“导言”(相当于今之“概述”)、“本言”组成，前有序言，后附图、表，正是今日志书通行的横排之法。设“导言”，概括介绍全志各章节内容，是《中国矿产志》一改旧志编修传统定式之举，可谓别具一格。

　　北京图书馆藏有1906年12月上海普及书局增订再版的《中国矿产志》。封面上印有“农工商部、学部鉴定”“国民必读”字样。“导言”部分分为矿业与矿产、地质及矿产之调查者、中国地质之构造、地层之播布等4章6节，各章分节述之。“本言”共18章36节，篇幅较大，是《中国矿产志》的主体，分章记述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江西、湖南、贵州、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18个省的矿产资源概况，每章分为金属矿和非金属矿2节，按不同矿种、地区(州县)详加介绍。书前有“序言”，后附《中国矿产全图》《中国各省矿产一览表》，尤显珍贵。书中还对多位参与矿产调查的人物作了简要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序言”由当时正在日本游历的上海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所作：“顾、周两君学矿多年，颇有心得。慨祖国地大物博之无稽，爰著《中国矿产志》一册，罗列全国矿产之所在，注之以图，陈之以说，使我国民深悉国产之自有，以为后日开采之计，致富之源，强国之本，不致家藏货宝为他人所攘夺……”清晰地点出了编著《中国矿产志》的目的就在于让国人知道“家底”。

　　正因为《中国矿产志》借鉴了传统志书的编修体例和体裁，在篇目设置上采取的又是今日志书通行的横排之法，所以有学者认为该书大体上具备了志书的主要特征，应以志书视之，将其纳入中国志书之林。然而，《中国矿产志》虽然使用了志名，且充分发挥了志书“存史、资政、教化”的重要功能，但实属于“方志资料汇编”。也就是说，《中国矿产志》是对中国各省通志相关内容整理利用的一种表现，只是又补充增加了所需的其他典籍中的中国矿产资料。因此，原通志中适宜的编修体例和体裁自然是保留沿袭，又不可避免地根据书中内容需要配以不同于传统志书的所谓“创新”的体例、篇目等。

　　方志载述极为宏富，于一方之古今人事物无有不及，素被称为“博物之书”。但由于方志数量太多，散藏各地，版本各异，以致应用不便。因此，按专题或类别汇编方志资料，提高使用价值，乃时代之需。

　　汇编方志资料，最早可溯至古代类书。类书系采辑各种载籍中材料，分门别类编纂而成。最早唐时出现汇编方志资料的综合性类书，如唐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汇有孔灵符《会稽记》、山谦之《吴兴记》、雷次宗《豫章记》等地志、地记材料。专门性的方志资料汇编则始于明末清初。明崇祯十二年至清康熙初年，顾炎武采上千部方志和正史、奏疏等资料，编成《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四十册，按明政区，汇辑两京十三布政司(今存南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有关建置沿革、城郭、山川、道路、驿递、布镇、兵防、户口、贡赋、水利、寺观、坟墓等资料。《天下郡国利病书》三十四册，取材及体例同《肇域志》，重点摘引、类编地理形势、兵防、关隘、赋役、水利、屯田、设官、农业、手工业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内容，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光绪三十二年鲁迅与顾琅编著成的这部《中国矿产志》，就属于专门性的方志资料汇编。

　　以“方志整理利用的一种形式”来看待《中国矿产志》的更为明显的原因是：通览全书，能够感受到资料性与著述性的高度融合，以此可见鲁迅对《中国矿产志》的“资料性著述”定位。也就是说，鲁迅不仅没有遵循志书“述而不论”的要求，反而在“要害之处”浓墨重笔地言说，对于有些内容还会画龙点睛地加以说明。如，书中列出山西一省有19个县产煤，他指出“脉皆相蝉，绝少崩裂……质复佳绝，焚之无烟”。又如，对开平煤矿既详细记述地理位置、沿革、煤层及倾斜度，又将其与日本煤矿相比较，指出“顾其量，则甲东洋一切煤矿”。

　　显然，鲁迅不可能不知“述而不论”的志书要求，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鲁迅是以笔为剑，将《中国矿产志》视为一种特殊“武器”，来大声疾呼爱我中华、为我中华，其拳拳之心如炬火一般，照亮彼时遭西方列强侵凌的华夏暗夜。而《中国矿产志》编著出版后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鲁迅的预期。要之，我们不应忘记鲁迅对中国矿业发展与矿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不能忘记鲁迅善于运用方志文化载体的过硬本领，更不能忘记鲁迅对国家的忧伤与热爱。

　　文汇报 陈畅 【编辑:李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