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1-06 00:42:56 来源: sp20241106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诗涵
发于2024.4.15总第113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4月初，西安市民陈柏如去银行与投资经理谈了两小时，掰开聊透了自己的理财预期和投资规划后，她选择购买了一份年金险分红型产品。
相比曾经过高的期望值，如今她务实了很多：“我从基金那受了伤，想选择稳健一点的保险。听说《保险法》未来可能打破刚兑，我有些担忧，最后选了有背景实力的大公司产品。”
“打破刚兑”成为了近期保险行业最热话题。报道称，正在修订过程中的《保险法》草案中已新增提出“若被接管的保险公司资产不足以偿清全部债务或者依法进行保险业务转让的，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对保险合同进行合理变更”。
自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以来，理财型保险是当前除了50万元以内银行存款、国债外，唯一具备刚性兑付性质的金融资产。为防范“利差损”风险，1998年、2019年和2023年，预定利率为8.8%、4.025%和3.5%的保险产品依次下架。
早年间，相较地产、股票、基金、P2P等理财方式，理财型保险产品并不出彩；如今，增额终身寿险、年金险等产品，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香饽饽”。
“投资者需要调整预期，保险业本身代表的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而非追求多高的回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主任魏晨阳提醒道。
“利差损”风险持续
“每个时段都有最好的产品，但不同时段产品的优势却在持续消失。4.025%错过了，还有3.5%，3.5%错过了，3.0%不要再错过哦。倒计时1天！”刘毅是某互联网保险经纪平台的保险代理人，3月的最后一天，他一如既往地在朋友圈营业。
截至2023年7月31日，据监管部门要求，所有3.5%利率的传统寿险产品全部下架，利率限高下调至3.0%。
据刘毅回忆，“炒停售”现象下，他所在的10人销售团队当时第一个月就做了10亿元保费。他还表示，据业内预估，3.0%的利率水平或在今年六、七月份降至2.5%，再一步下调或成为行业常态。
此外，监管也于去年7月规定分红险最高预定利率不超过2.5%，万能险保底利率不超过2%。今年3月25日，要求大部分中小保险公司的万能险结算利率不超过3.3%，分红险实际分红水平同步下调；大公司的万能险结算利率不超过3.1%。
近两年，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于2022年9月和2023年6月、9月、12月历次调整存款挂牌利率，并带动中小银行存款利率下调。
“在银行明确降息而保险预定利率未发生变化的窗口期，有客户愿意选择‘挪储’，销售确实会稍微繁荣一些。不过，大部分客户并不知道保险有这个功能，用保险锁息的人仍是少数。”友邦人寿北京分公司业务经理周雨辰表示。
据中金财富研报，2023年，中国家庭财富在寿险的配置占比为4.4%，占比较2018年增长0.8%；在地产、存款、泛固收产品、股票及股票基金的配置占比分别达55.3%、23.6%、10.2%和6.5%。
监管多次调降利率的举措，也与降息背景有关。低利率市场环境下，寿险公司投资端承压，调降产品利率可降低寿险公司负债端成本，防范“利差损”危机。
何为“利差损”？保险业界传统上有“三差”说法(死差、费差和利差)。利差，指保险资金运作的实际收益与保单的资金成本之差，系寿险公司最主要利润来源。通俗来讲，当公司负债成本较高，而随着利率下降，投资收益面临压力，难以覆盖负债成本，则形成“利差损”风险。
据保险业资讯平台“13精”测算，2022年，寿险业“三差”收益额达1538亿元，同比下降超三成；“三差”收益率达1.0%，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
“转型压力诱发了行业的部分短期行为。”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朱俊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一方面，部分主体经营策略激进，未处理好规模与价值、当期利益与远期风险关系。例如销售高负债成本、低价格率的产品带来保费，并以此投资于波动较大的权益类资产、流动性较差的不动产或信用资质差的非标资产。“另一方面，行业进入调整周期，一旦失衡将导致现金流断裂。”
为控制费差，去年8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下称“金监局”)要求严格执行“报行合一”，要求险企在产品备案时说明银保渠道的费用假设和结构，并据实列支佣金等实际费用，与备案材料一致。
保险业2023年普遍面临“增收不增利”困境——据统计，10家A股及H股上市公司负债端均实现保费正增长，但最终呈现的盈利表现却不尽如人意。据金监局数据，2023年，人身险公司财务投资收益率逐季下降，年末达2.29%；另外，综合收益率为3.37%。
从投资端看，“权益类资产是保险资金投资的‘关键少数’，是收益管控承压的主因。”朱俊生表示。
据“13精资讯”测算，年报还显示，74家披露年报的寿险公司2023年净利润总计1326.7亿元，同比下滑19.0%；受停售预期刺激，保费收入达3.5万亿，同比增长10%，其中，寿险业务保费收入达2.76万亿，增速高至12.8%。
但冷热不均，头部险企与中小型险企的业绩分化仍然存在，亏损情况多出现于后者。例如，渤海人寿2023年亏损超30亿元，东吴人寿、北大方正、合众人寿亏损超10亿元；和泰人寿、国联人寿、鼎诚人寿的净资产分别仅余3.22亿元、1.56亿元和0.32亿元。
“部分险企在资产风险计量上可能不够审慎甚至刻意隐藏，实际亏损也许更大。对于部分风险较高的中小寿险公司而言，确实面临阶段性危机。”百年保险资管董事长杨峻指出。
问题险企“后遗症”
2018年至今，市场陆续见证了大家(安邦)人寿、瑞众(华夏)人寿、中汇(天安)人寿、海港(恒大)人寿4家问题寿险公司的变更与重整，其背后的金融风暴和资产窟窿问题受到关注。此前，监管机构也曾于2007年和2011年接管新华人寿和中国联合保险。
为什么全行业都在经受“利差损”等风险考验，出问题的却是这些公司？
“风险企业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出在内控。当其内部的公司治理已经混乱，公司秩序已经变形，业务亏损、投资回报率低、叠加保险资产都被挪用、掏空或存在虚增等，就产生了巨大的问题。”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婷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一家保险公司仍在稳健运行，业务亏损、投资端承压、偿付能力弱等问题还尚能在内部解决，可以用时间换空间，慢慢消化”。
2023年年中，在团险部工作了8年左右的肖琳决定离开华夏人寿。“经历了公司的大起大落，挺惋惜的。”她感叹。
2020年7月，原银保监会正式对“明天系”保险公司实施接管，其中，国寿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托管组接管华夏人寿，次年接管期再被延长一年。彼时，华夏人寿面临经营不善、资金链紧张、管理混乱等问题。
那段时间，肖琳最大的感受是，华夏此前以激进的产品策略稳定吸纳了大批忠实客户，而自接管后，第二年续保期一到，“公司出了事，客户就没音了，他们说不会把保险交给一个倒闭了或者出了问题的公司。无论对团险还是个险业务，都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团险的业务几乎清零”。
“据我们了解，部分采用激进经营策略的问题险企，在与中介机构合作的渠道业务中，风险把控不严、超出监管要求比例超额支付渠道佣金等问题更为明显。”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禹彦表示，变更或重组过程中，公司势必会加强合规和监管要求，“以前存在的一些不合规的合作约定或难再继续执行”。
肖琳的感受是，从强调市场化竞争、鼓励员工内部自主创新的风格，到由国企托管后审核监管趋严、偏保守的管理风格，这一变化让她非常不适应。“工作流程中多加了一层审核，导致许多事情无法迅速落地，当时有很多人处于离职或焦虑的状态之中。”
“监管的首要目的是要让企业活下去，保障保单持有人的群体利益，可能会牺牲本就流动的人才和业务机会，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徐婷婷表示，接管企业最大的困难在于，一方面，需要厘清原有的资产关系、权责关系，并继续有效地盘活资产；另一方面，则需明确新的责任主体，划归管理职能。
华夏人寿、天安人寿为“明天系”下属的两家寿险公司。2023年，在“明天系”实控人肖建华案宣判后，两家险企的变更也终于落下帷幕，分别由新成立的瑞众人寿、中汇人寿接手，注册资本分别达565亿元、332亿元。
前者由11家国有的大型寿险公司和“银行系”险企共同出资的同业基金、保险保障基金分别持股60%和40%；后者由“国家队”中央汇金和保险保障基金分别持股80%、20%。
据媒体报道，接管时，“明天系”总资产超9000亿，净资产超900亿；接管前几年，资产规模一度高达3万亿。华夏人寿作为其中最大的一块拼图，2019年时总资产高达5873亿元，并于2019~2020年闯入世界500强企业。
华夏飞速增长背后的推手，也包括早年间激进的业务模式，即踩着险资投资新政利好的节点、利用“资产驱动负债”模式实现保费快速增长，以大量现金流做大资产端。
作为外勤，十年前入职华夏的周韵回忆道，“2014~2016年，华夏人寿将寿险产品的性价比做到了远超行业第二梯队，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确实是要出事情的。那时，业务员的销售成绩也好，佣金礼品夸张到一车一车地拿”。
同时，在投资端，华夏人寿将九成以上的资产委托给子公司华夏久盈，而其高管曾在采访中透露，公司追求“大投行+并购”的投资风格。一反传统稳健投资的风格，令其所投项目屡遭爆雷。
当前市场上共有92家寿险公司。近年来，随着行业“利差损”困境持续，多家公司完成更名和重组，还有十多家公司已长期未披露偿付能力报告，寿险业的风险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我国保险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完善，缺乏配套细则和政策工具，没有实现真正机构意义上的市场退出，且风险处置的行政主导色彩浓厚，没有对市场主体形成有效的压力传导机制。”朱俊生指出。
“困惑”的投保人
理财型保险的期限通常在5年以上，甚至达20年或更长。
打破刚兑的传言发酵后，越来越多“困惑”的投保人翻出保单，在社交媒体互助问答：“这家公司发生变更了，我要不要退保？”
投保人的“困惑”，也是寿险行业处置问题险企后面临的“后遗症”之一。
“整体来讲，我国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消费意识还比较薄弱，对保险的信任度较低，‘保险都是骗人的’的固有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陈禹彦指出。
上述经历了变更和处置的险企，其所经历的资本流动与起死回生，传导至投保人一层时，往往是在“大结局”后。多数投保人往往是在公司发布公告、公众号发布变更通知、续保短信提醒时才发现公司信息的变更。官方则如是回复：“后续保单仍由新公司负责，不受影响。”
《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被依法撤销或者依法实施破产的保险公司的清算资产不足以偿付人寿保险合同保单利益时，保险保障基金可对受让公司提供救助，对个人、机构保单持有人的救助金额分别以转让后保单利益不超过转让前保单利益的90%和80%为限。
“从现在已有的变更和重组案例来看，还没有极端损害保单持有人利益的情况出现。”徐婷婷表示。
也往往在舆论发酵后，投保人才去复盘所持有的保单，甚至才开始了解保险的基础知识。
在小红书上，很多人发帖分享了自己“踩雷”的经历。有人“庆幸”，自己于2019年购买了五年期产品，今年正好到期，年化利率达4.9%，虽然企业发生变更，但已“安全下车”。有人觉得“不亏”，发现自己的保单接连押中了三家已变更公司，但意识到产品利率均保底3.5%，仍较为放心。有人“安心”，表示自己了解到公司被接管主要系金融案件影响，现已安全落地，尽管还要再交20年，“会接着交完，等着领钱就好”。
有人“后知后觉”，公司变更后才意识到，家中老人在银行被忽悠买了保险产品，“只能继续交，否则就拿不回本钱了”。有人“纠结”，对未来保险可能打破刚兑感到担忧，投保才一年，若退保，需承受6千多元损失，若继续每年交1万元，又感到不放心。有人“着急”，表示自己当初参保看重的是原公司的品牌口碑，“如果服务方都更名了，我们消费者是不是有权退款？现在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也有人“愤怒”，“垃圾公司，不想再为它浪费多余的时间”。
“困惑”的另一原因，则是售后环节中安抚与解答的缺位。除了对公司变更重组情况存有“困惑”，投保人对寿险企业的风险状态，及近期关于保险“刚兑”性质的讨论，也多有担忧。
老家位于重庆的赵玥，在其小红书主页挂满了对富德生命人寿公司的“控诉”。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在年初复盘家中投保情况时，发现该公司业务员于2017至2018年间以送礼等方式诱导其公公重复购买了3份重疾险，借款缴纳14万元后，家庭已不堪重负；而由于销售时未有“双录”等证据，业务员也已离职，她与公司沟通了两个多月，投诉依旧未果。
她注意到，该公司自2021年4季度后就没有再披露偿付能力报告。“我很担心，但没有办法，现在真是进退两难。”
据媒体报道，目前在92家人身险公司中，已有16家未按时披露偿付能力数据或评级结果。3月18日，金监局下发《人身保险公司监管评级办法》，其中规定从公司治理、业务经营、资金运用、资产负债管理、偿付能力管理等六大维度确定公司综合风险等级。
而对于近期保险未来“可能打破刚兑”的讨论，不同代理人向客户解释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李毅会告诉投保人，在相关条款正式落地前所签约的保单始终生效，在具有一定风险承担能力的情况下，客户可以考虑性价比更高的中小公司产品。
高级保险规划师陈蕾更倾向于强调风险。她会建议客户去看已经出现风险的寿险公司的负债情况，“它的经营负债这么大，产品利率则是顶格做的，销售量也非常大，投资端收益下行，甚至可能被它的集团公司抽血，那它拿什么来保证给你兑付？”
当客户询问大小公司两份总保额相同、年保费差异较大的产品时，陈蕾往往会从理赔、投资两方面向客户解释区别：从理赔端看，大公司需要更高的成本运转理赔系统，在客户需要“救命钱”时的理赔速率更高，理赔弹性空间更大；从投资端看，大公司资金盘大，投资风格趋稳健，小公司投资灵活，高回报率与高风险并存。
“我们应像医生一样，为客户对症下药；而不能像传统代理人制度下，以医药代表的模式推荐代表自身利益的产品。”明亚保险经纪高级合伙人刘晓蕾表示。
“我们更愿意看到，保险公司能够抓紧时间提升自身投资能力的建设，与此同时，也要加强与个人投资者的必要沟通，共同调整转换，形成新的共识。”魏晨阳评价道。
新的信号
在魏晨阳看来，打破刚兑预期下，保险公司和客户需要重新建立新的共识。而这意味着要建立起对保险行业的风险观念。
徐婷婷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市场当前对保险业可能“打破刚兑”的讨论更宜视为一种信号与警示，体现出寿险行业面临的利差损及风险问题，同时也提醒普通投资者——任何金融产品本身都是存在风险的。
“从金融的基础逻辑看，就没有不打破刚兑的产品。刚兑本身就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的观念，从机构到个人都需要调整这一观念。”魏晨阳认为，机构依靠“刚兑”观念吸引更多保费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寅吃卯粮”不利于行业长期发展。
而对于大众的困惑与焦虑，受访业内人士对“打破刚兑”普遍持有谨慎的态度。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其一，草案未必会通过这一讨论；其二，即便未来通过了，投保人的保单利益如何处理、过渡期如何处理等实施细则仍需要讨论。”徐婷婷解释道，“从立法到落地，需要经历很长的流程。”
陈禹彦则补充，寿险产品背后可能是一个家庭未来的生存保障，一旦出现兑付危机则很可能在社会层面上有严重的外部性影响，会使公众对保险业的信任度下降而降低保险需求。
“因此，短期内打破刚兑的可能性较小，需谨慎对待。但不得不说的是，打破保险行业刚兑、避免产生系统性风险是必然趋势，也符合国际保险市场的发展趋势。从长期发展看，可能小部分产品有些会打破刚兑，大部分产品还是会在刚兑框架内。”他说。
受访专家认为，在未来可能打破刚兑的预期下，中国绝大部分寿险公司需要在长期主义的导向下调整策略。魏晨阳表示，降本增效和产品创新将是寿险公司未来的策略关键词。
朱俊生则建议，一方面，需要提升资产负债匹配的管理能力，需要把资产和负债匹配贯彻到公司经营的每个环节；另一方面，则是积极适应“报行合一”等监管政策调整。
此外，当前行业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中小险企，监管除了加大风险监管，还有必要实施竞争中立的监管政策。“目前互联网保险、个人养老金业务、新版税优健康险都设定了较高的经营门槛。在新的监管环境下，监管可适度降低经营门槛，允许中小主体参与一些创新型的业务，为其转型提供必要的空间。”他指出。
(文中刘毅、肖琳、周韵、赵越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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