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8-28 21:48:01 来源: sp20240828
“职业媒人”哄抬彩礼 为争面子相互攀比
当婚姻被高额彩礼裹挟
历经40多天的筹备,晓东和筱雅的婚礼10月2日在甘肃省庆阳市圆满礼成。晓东向岳父母求娶筱雅的聘礼包括“三金一钻”,即1只古法实心金手镯、1条四叶草金项链、1对金耳坠、1枚30分钻戒,以及16.8万元彩礼现金。
站在鲜花和气球中间,面对宾客的祝贺,这对新人内心其实有点苦涩。
订婚前商定彩礼时,筱雅父母提的要求是“三金一钻”外加18.8万元现金,晓东父母感到无法接受。几番“讨价还价”,双方家长心里都不痛快,婚事差点“黄了”。在媒人的“说和”下,彩礼最终定在了16.8万元。婆家经济并不富裕,这笔彩礼对他们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也给小两口的婚后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筱雅对此却无可奈何,感叹:“我的婚姻大事,是由父母和媒人商定的。”
今年2月13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这是中央一号文件5年内第四次点名高价彩礼问题。各省份也在群策群力,比如规定彩礼限额标准、提倡零彩礼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全国多地抵制高价彩礼陋习、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同时,由于世俗观念的影响,以及一些职业媒人的推波助澜,仍有不少青年与筱雅他们一样,对自己的婚嫁彩礼问题缺少话语权。
“感觉媒人在‘带节奏’,说一些诱导我父母的话”
筱雅自认为是“独立女性”,近两年用攒下的几万元与小姐妹合伙经营一家美容店,做美甲、美睫、面部护理,积攒了些稳定客源,每月刨去开支净收入6000多元,租住在一间公寓房,买了代步车。
她和晓东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晓东的职业是房屋中介,年收入与筱雅差不多。去年他俩用自己的积蓄加上父母的帮衬,按揭购买了一套新房。晓东父母请托当地小有名气的职业媒人王玺,联系筱雅父母提亲。二老觉得晓东做人做事踏实稳重,同意了这门亲事。
眼看婚事“有戏”,媒人王玺开始多次向筱雅父母建议多要彩礼,还说经他介绍成婚的年轻人,彩礼都在15-25万元,“你姑娘优秀,是个创业小老板,事业前景好,养个女儿不容易,彩礼要跟着风俗行情走”。
“感觉媒人在‘带节奏’,说一些诱导我父母的话。”筱雅曾劝说父母,“别要太多,晓东家也不容易,正在供晓东弟弟上大学”。但父母更愿意听从媒人的建议,还提醒女儿:“婚姻大事上不要‘恋爱脑’,能拿出多少彩礼,代表着晓东家有多大诚意。”
在王玺的劝说下,这桩婚事的彩礼最终定在16.8万元。订婚那天的最后一项仪式是“谢媒”。晓东和筱雅的父母分别拿出2000元“谢媒钱”给了王玺。宴席临近结束,王玺特意对着双方家长“将丑话说在前面”:“倘若两个年轻人悔婚、闪离,涉及钱财的事,别来找我。”
“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在婚嫁彩礼问题上,我并不‘自主’。”筱雅说,小城市的人注重传统婚嫁习俗,普遍比较重视彩礼,“有的职业媒人就在彩礼上动心思,煽动女方家庭哄抬价码、从中抽成赚钱”。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27岁的赵梦琪今年5月和初中同学王罡结婚了,在彩礼问题上,她也感到比较无奈。春节订婚前,当赵梦琪说出“零彩礼或象征性收一点”的想法时,父母坚决反对,“聊了三四次,也没能统一意见”。
和一些同龄已婚女性朋友交流时,赵梦琪了解到,一些人嫁女儿时,或为了攀比、争“面子”,或受到环境压力和媒人“带节奏”,会提出大额彩礼要求。但男方家庭除承担买房和装修开支外,还需负担十几万甚至20多万元的彩礼,压力非常大。
“说媒酬劳根据双方最终的彩礼来算”
在筱雅的农村老家,大部分职业媒人是无业群众。他们收集掌握着几十或上百名适婚男女青年的个人信息,包括农历出生日期、身高、学历、职业与收入、家庭住址、家庭成员基本情况、有无房和车、择偶需求。“这些信息都记在本子上,有些是本人或家长主动联系告知的,有些是自己平时打听到的。”职业媒人王玺说。
王玺给人介绍对象有七八年了。起初,有人找他帮忙给孩子打听合适的对象,他陆续介绍成功过几对新人,还收到过皮鞋、烟酒等谢媒礼。后来,问的人多了,他便觉得这是个营生,索性每到乡镇的赶集日,就端个小板凳找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守着,等别人找他介绍对象。一同守候的,不止他一个媒人。时间久了,当地人管媒人聚集的地方叫“人市”。
在甘肃庆阳,群众戏称媒人说亲是个“跑断腿、说破嘴”的辛苦差事,有个风俗是:说定婚事后,双方家长要赠送皮鞋作为答谢。近些年,人们生活条件好了,将送皮鞋改为送现金,抑或二者皆送。为赚取谢媒礼,一些职业媒人怂恿女方家长索要大额彩礼及服装购置费、上车费、改口费等,从中抽成10%甚至更多。在临近的陕西省一些地区,彩礼还包括“离娘钱”“菜水钱”等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
“职业媒人的业务有淡旺季。”王玺说,春节前年轻人返乡时段最忙。有时,说一个媒,一天要跑两个地方,上午介绍男女双方见面,下午带他们“看家”(到双方家中了解家庭居住环境——记者注)。
王玺的说媒过程,从互推联系方式、约线下见面,到提亲、订婚,快则半月、慢则一个月,原则就是最多约3次见面,互相没好感就重新介绍。“年轻人返乡时间紧张,一般往两边跑三四趟就能‘说成’。能不能‘说成’,关键就是谈彩礼。”
“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最终要回乡生活,更愿意在家乡找对象。”年轻人闲时喜欢看短视频,王玺就把说媒业务转战到网络上,白天将待婚男女青年个人信息等内容发在短视频平台上,还会发一些介绍成功的年轻人订婚、结婚的视频,画面里有一摞摞的彩礼钞票、琳琅满目的陪嫁物品,还有“谢媒”业绩,标注“有意者加微信私聊”;晚上就开直播安排年轻人线上见面。
这些业务并非免费。王玺说,现在年轻人的恋爱择偶观念更多元化,对外貌形象、工作收入、房子车子等条件都有不同的心理预期,帮他们找到心仪的人,需要花时间和精力,“说媒酬劳根据双方最终的彩礼来算”。
在筱雅生活的县域,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婚后居住在农村,倾向于要求男方在县城或市区买房。男方家庭婚前买房,全款加装修费用近100万元,如果办商业贷款,首付款加装修费最少也得近40万元。倘若家中有两三个儿子,经济负担“重如山”。“媒人谈彩礼的出发点,更多考虑的是婚俗和利益,而不考虑这些家庭的现实经济状况。”筱雅说。
赵梦琪平时比较关注社会热点。在一些常用的短视频平台,她也发现,同城频道用户中活跃着很多职业媒人。有人自称自媒体从业者转型,有人挂出了婚介实体店名称和地址。除单身男女青年婚介信息外,发布的内容还包括“没房没车没存款,即使再老实可靠,也没有女生愿意嫁给你”“二婚怎么谈彩礼”“想闪婚的私信聊”等。
“这些言论,明显与当下倡导的婚恋文明新风相悖。”赵梦琪说。
婚姻被高额彩礼裹挟,会使女性婚姻自主权受到侵害
赵梦琪的母亲刘萍祖籍在甘肃东部一座县城。刘萍说,20世纪,在陕甘宁三省交界的一些县(区),年轻人举办订婚或结婚仪式时,会现场展陈女青年手工缝制的被褥、布鞋和鞋垫、刺绣枕套、门帘、香包挂件等。这些物件被称为“陪纺”。“陪纺”越多、针线活儿做得越好,越能说明女青年心灵手巧、具备较好的生活技能。
进入21世纪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日渐向好,展陈的物品发生了变化。
“‘陪纺’依然有,但人们开始认为,就算再多,也并不值钱。”刘萍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展示男方赠予女方的彩礼现金、首饰、服装鞋包、品牌护肤化妆品等,以及女方家长赠予的陪嫁车、家电、名表等贵重物品。
赵梦琪曾在参加的婚礼仪式上见到,有人为女儿办出阁宴时,将陪嫁物品清单以红榜的形式张贴在宴会现场醒目处,或将崭新的甚至还没挂牌的陪嫁车开到宴会现场,供宾客了解观赏。有人找货车将陪嫁的大型家电运到宴会现场,实在不好搬运的,就将外包装空纸壳摆在现场显眼处。也有的女方家庭会展示两把陪嫁钥匙:房钥匙、车钥匙。
“小城市是个‘熟人社会’,人都有从众心理,会跟风效仿这些做法。一旦流行起来,想破规矩不容易。”赵梦琪说,在攀比、争“面子”的心态下,女方家庭会提高彩礼金额要求。比如,谁家的女孩考上了研究生或端上了“铁饭碗”,谈彩礼时,媒人会建议女方家长:“农村没上过大学的女孩出嫁彩礼,还有二婚的,都十五六万元,甚至20多万元,咱们不能比这些低。”
00后李爱媛从小生活在陕西省靖边县一个农村家庭,目前单身。她常听长辈说“花了那么多精力和钱养大的女儿,嫁了人就是婆家的人了,不多要点儿(彩礼),不是亏了嘛”“彩礼给得多,对方不敢轻易怠慢咱”。
她和同村出嫁了的姐姐们交流得知,因为高额彩礼,有的男青年借钱、刷信用卡甚至借网贷结婚,婚后又因经济压力产生家庭矛盾;有人举全家之力买房装修后,积蓄所剩无几,拿不出20多万元的彩礼,选择放弃感情、另觅良缘;也有的女青年会积极向家人争取降低彩礼要求。
“当下的年轻女性既要遵从传统婚俗观念,又要响应婚恋新风,需要正面应对彩礼问题。”李爱媛说,婚姻被高额彩礼裹挟,会使女性婚姻自主权受到侵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海鹰提交了关于治理高价彩礼的提案。她建议,指导基层自治组织对婚嫁彩礼明确约束性标准,并将“限高”规定写入村规民约;发挥红白理事会和乡贤作用,引导村民执行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章程;制定“媒婆公约”,杜绝收受高额回扣;紧抓重点人群,将婚丧嫁娶情况纳入对党员干部的考核述评、晋级晋职、监督管理,实行承诺报备制度。
甘肃省镇原县一名乡政府干部表示,按规定,婚介机构由民政部门审批登记、监督管理,但平时在当地农村参加年轻人婚礼时发现,民间仍活跃着一些无注册、无登记、“脱管”的媒人,其中不乏哄抬彩礼、赚取高额抽成者,还有媒人活跃在短视频平台上,“建议民政部门摸清这类人员的数量和情况,从严管理”。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李岩】